2026年2月，里昂的一场街头冲突将法国政治的一股暗流推到台面之上。2月14日，极左翼政党“不屈的法兰西”的欧洲议会议员里玛·哈桑在里昂政治学院举办讲座时，遭到极右派女性主义团体“涅墨西斯”的抗议。为“涅墨西斯”保驾的极右派活动分子与极左派团体发生街头斗殴，23岁的昆汀·德朗克头部受重创，在医院昏迷两天后宣告不治。事后被捕的11人中，多数都和极左派团体“青年卫队”有瓜葛，“不屈的法兰西”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。
昆汀的死不仅冲击了即将到来的市镇选举，还在距离2027年总统大选仅一年之际，起到了为极右派树立“烈士”、动员基本盘的作用。此外，这起命案还引发了国际争端，法国总统与意大利总理隔空互呛声，美国大使与法国外长宾主失和，各国媒体惊诧于法国政治暴力之剧烈。
从政治史和思想史角度来看，“昆汀之死”背后潜藏着更多门道。平时笼统而言的“极右”究竟包含哪些派系？所谓“身份主义”究竟在支持什么、反对什么？为何女性主义竟然能够衍生出极右版本？而名不见经传的昆汀，又为何能与此前引爆全球舆论场的美国极右派网红查理·柯克之死相提并论？
命案发生后，法国媒体普遍使用“身份主义者”作为昆汀的标签。按照通行定义，“身份主义”起源于法国和意大利，如今已经扩展至全欧乃至全球范围。它指的是一种重视并提倡自身文化、种族或民族认同观念的意识形态。这种定义看似平淡无奇，但其实与十余年来欧美语境中炙手可热的“身份政治”形成了敌对镜像关系。
“身份主义”强调欧洲白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，反对全球化、自由化、普世主义、文化多元主义，尤其反对“伊斯兰化”。它声称欧洲白人正因为出生率低迷、外来移民激增和多元化政策而面临“亡国灭种”的风险。泛欧身份主义运动的标志是黑底黄字的希腊字母Λ，象征着对“异族入侵”的拒斥。其典型话语包括“大替代”和“再移民”。
“身份主义”受到1960年代末以来的“新右翼”理论影响，不再强调以暴力革命手段来夺取政权，而强调固守族群的文化身份，同左翼进行针锋相对的“文化战争”。在法国，最典型的化身是2021年被强制解散的“身份世代”组织。近年来在法国极右翼阵营中异军突起的泽穆尔及其成立的新党“收复失地”，也可以被视为“身份主义”在政治场域中的代言人。
回到昆汀本身，他是至少两个极端主义团体的成员：“勇气”和“阿洛布罗基”。前者是此前已经被法国政府解散的极右翼组织“社会堡垒”的后继者；后者则是一个反移民和排外的极小型团体。昆汀曾参加新法西斯团体“5月9日委员会”组织的2025年度游行。创立于19世纪末并延续至今的保王派组织“法兰西行动”也声称昆汀是该组织的积极分子。
昆汀生前就读于里昂二大数据科学专业，是一个身体瘦弱、爱好理论、笃信宗教并热衷于传教的年轻人。他皈依天主教不过几年时间，却已展现出极大的热忱。昆汀并不是血统纯正的法国人，而是法国-秘鲁混血，这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“大替代”的样本。
对于极右派来说，一个来自南美的“混血”殉道者未必会让他们感到尴尬，反而像是一个推力。一方面，秘鲁这样的拉丁美洲国家并不是“伊斯兰化”的威胁来源，反而因为其天主教传统，得以和欧洲分享共同的文化基础；另一方面，尽管身份主义阵营总体上排斥外来移民，但其内部也不乏弹性，一部分人对“身份”的定义落在文化认同而不是生物种族上，对“大替代”的拒斥并不必然意味着要针对每一个体。
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，来自事件的始作俑者——在里昂政治学院举行抗议的“涅墨西斯”组织。“涅墨西斯”成立于2019年，其核心成员以18到30岁的白人年轻女性为主，主要在法国和瑞士活动。该组织的抗议矛头主要指向来自外国移民（尤其是伊斯兰国家）的性暴力，并认同“大替代”理论。
在行动策略上，该组织不惮于短兵相接，其成员经常混入对手所组织游行的内部，再突然打出立场完全相反的旗号，由此诱发对手的混乱和暴力行为。虽然它声称自己不采用暴力手段，但仍然透露出某种程度的暴力色彩。立场左倾的《绑鸭报》认为，此前为“复仇女神”活动的治安小组曾试图干扰讲座，并攻击去旁听讲座的听众，而在随后发生的双方街头对峙中，也是极右派最先动手的。
“涅墨西斯”自称“右翼女性主义”，但在许多专业学者或社运人士眼中，这几乎算不上是真正的女性主义，或者说是被极右翼所利用的女性主义。然而，即便这是一个相当狭窄的视域，她们仍然击中了近年来法国和欧洲社会的一处敏感神经——移民的性犯罪。当左翼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药方时，这一空白便顺理成章地被右翼乃至极右翼所占领。
“昆汀之死”发生后不久，法国内外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问题：这是法国的“柯克时刻”吗？这种联想不难理解：2025年9月10日，美国著名极右派活动人士查理·柯克在犹他州校园演讲活动中被枪杀，震撼美国社会；五个月后，法国上演类似剧情：同样是政治极化背景下的暴力，同样是极右派人士沦为“殉难者”。
真正的问题不仅在于昆汀和柯克这两个个体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，而是他们都是政治极化的产物，反过来又助推了这种极化进程。从政治传播角度来说，这两桩死亡都迅速演变成象征性事件，借助媒体工具塑造出为一个伟大事业而“殉难”的叙事。事实上，这种“烈士叙事”是左右两派共同采用的策略。
另一个重要性不亚于政治传播的共通之处，是宗教因素在柯克与昆汀各自人生经历中的作用。柯克是福音派基督教的忠实信徒，持坚定的反堕胎立场、维护传统家庭观；而昆汀尽管皈依天主教不久，但已经展现出极大的热忱。正是在这种宗教驱动力下，昆汀投身于身份主义运动以及自己并不擅长的街头暴力行动。
或许，所谓“柯克时刻”的时间维度意义，正是提醒人们：自启蒙时代以来的世界“除魅化”，是否正在走向某种新的“复魅化”？这种趋势究竟是局部的反弹，还是全局性的反动，目前还难以断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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